明清驿道,贯通京师与秦蜀,侯马渐成晋南交 [复制链接]

明清驿道，贯通京师与秦蜀，侯马渐成晋南交通枢纽

复原的驿道牌楼

侯马“辟”驿道

明嘉靖《曲沃县志》记载：“侯马驿，县西南三十里，洪武八年（年）建”；“侯马递运所，县西南三十里，洪武八年建”；原来驿道、驿站与递运所同年修建。这条驿道，就是明清时期贯穿南北的大通道，就是当时的“一级公路”。

开辟侯马段驿道，先要劈开隘口村的“三道弯”。俗话说：“宁走十里太子滩，不走隘口三道弯。”中条山余脉在这里呈现着“m”型地貌，上面是陡峭的山峦，下面是阴森的沟壑，这样周而复始地拐了“三道弯”，成为沟阻山障的要冲之地。

侯马隘口的“三道弯”地形

驿道古道原在绛州金台，因金台到下一站要跨越汾河，古时涉水多有不便，于是朝廷不惜花重金劈开“三道弯”，修通了侯马至蒙城的路段，才将驿站迁至曲沃县侯马镇。

该《县志》还记载：“侯马驿设驻节堂五间，前堂三间，厨房仓库十四间，仪门三间，鼓楼三间，驿丞宅正堂，东南马房二十间”。这里将驿站的“官邸”、“公堂”、厨房、仓库、仪门、马舍都记得清清楚楚。而递运所设施似乎简陋些，只有“前后厅各三间，前后厢房各六间，大使宅东厅”等。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侯马当时已经成为物流重镇。

在侯马驿站，其实是两家官府驿所，一是驿站，一是递运所。明朝时没有专门的通讯设施和传输体系，千万件文书信件，千万里关山阻隔，完全要靠马匹和人力

进行传输工作。唐岑参《咏陇诗词》写道：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

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

陇水不可停，呜咽令人愁。

……

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

驿站，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古时专供传递文书或来往官吏中途住宿、补给、换马的场所。”对“递夫”的解释是：“古代在驿站间运送官方货物的役仆”。这一站一所，一是以传递文书和官吏住宿为主，一是以转运官方货物为主。到了明万历十五年（年），递运所并入驿站，两个部门才统一起来。实际上，驿道掌控着大明帝国的气息生机和经济命脉。

驿站的接官亭

明嘉靖年间，西南出现反抗官府的农民起义，为了提高邮驿的绩效性，明政府在驿道沿线增设急递铺，每十里设一递铺，每递铺驻五至十人。一旦有了战事，急递铺设有烽火台，紧急情况便点燃狼烟报警。平时邮差川流不息，通过快马邮差接力传递，昼夜不停地传输文书信件。

曲沃县境内的这段驿道，南起侯马隘口，北至蒙城，长度60里，可称锦绣路段，黄金通道。蒙城为曲沃县西北的蒙城村，《五代史·王峻传》载：“蒙坑（城），晋绛之险也”；《魏书·安同传》载：“汾东有蒙坑（城）,东西三百余里，径路不通”，这里自然是军事要塞。侯马南部的铁岭关，是驿道上重要的关隘。它“东倚绝悬，南临深沟大壑，北傍崇山峻岭”。明嘉靖《曲沃县志》称：“扼晋秦之要冲，守河东之门户”。该一关一塞之内是一马平川地貌，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一到战乱时期，分兵守好这一关一塞，驿站内储存的物资，自能安一方百姓，抚一方平安。平常，太行山西麓的物资，汾河西段的物资，均纷纷屯集于侯马重镇，通过驿道输入全国各地。

侯马驿站设在驿道与东西官道交汇处，作为一个中央直属系统，驿站和运所的官吏都是由朝廷直接委派，多是外省通过科考录取的仕官。从明清《曲沃县志》看，他们在驿站独立行事，也是说一不二的“小土司”。这样，从洪武八年将驿道迁至汾河东侧，在曲沃县西南和西北设立两处驿站，既绕开了云雨天泥泞涩巴的汾河段，又避免了趟河涉水的不便局面。还确定了太行与吕梁间，京畿腹地与秦蜀间这条大通道的位置，奠定了侯马这个八方通衢，南北物流重镇的大格局。

军事交通线

古代时战争频仍，自然灾害繁多。统治阶级对道路及交通工具都极为重视。轩辕黄帝造车；秦始皇修驰道、直道、五步道；汉高祖修栈道、甬道；均是重视道路与交通的例证。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人类与马匹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人类最伟大的一次征服，就是对马的征服。从拉车到运输，从骑射到邮运，马匹为人类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也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唐太宗李世民，曾将自己的六匹坐骑雕成石刻，带入陵寝灵堂，表达了一代雄主的殷殷爱马之心。

洪武八年将驿道改至汾河东侧，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是源于军事目的。大明王朝当时天下甫定，它最大的问题是边患，边患的重点在北方。元顺帝当时虽然失国北逃，但三省六部安在，军队建制完整，北方的局势仍十分严峻。《明太祖实录》卷5载：洪武四年二月大同卫指挥耿忠报告：“大同地边沙漠，元季孛罗铁木耳乱兵杀掠，城郭空虚，土地荒残，累年租税不入。”明成祖于永乐十九年（年）迁都北京后，驿道又成为京城右翼重要的交通线。

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派徐达率三十万军队到北方戍边，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广袤地带开山凿石，夯土筑墙。明《山西通志》载，在境内二千余公里的长城上，“大同镇边军堡有62个，小堡个，墩台座；太原镇边军堡有64个，屯垦堡28个，墩台76座……”北方地带聚集着大批人力，其信息传递及军需物资，自然要通过驿道传输。《明太祖实录》67卷载：“洪武四年七月，北平、山西运粮困难，以白银30万两，棉布10万匹，就附近州县而来，以给将士。”《实录》卷载：“洪武十八年给北平燕山等卫棉布44万3千匹，太原卫棉布48万匹。”这些军需物资，无疑大部要经驿道输送。《实录》卷又载：“洪武十八年筑黄河，沁河，漳河，卫河，沙河堤岸，都是用人数万，十数万的工程”，此时驿道的负但显得特别沉重。明洪武九年实施的山西大移民，数十万人迁居华北各地，自然又给驿道增添了新的负担。

除了客观的因素以外，人为的因素也接踵而来。朱元璋的狐疑性格和猜忌心理，在用人上显得十分刁钻。他分封皇子时称“不裂土、不临民、不治事”，却又规定可以“受命节制诸军”，“公侯伯等不得与之均礼”。在选兵点将戍边时，先是授人以重权，不久又以拥兵自重而反复调动。政令不时在更改，将领频繁遭撤换，用人不专与更废无常，也加大了人员和物资的流动性。《解缙传》不无埋怨地记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

驿道的兴衰与运营，与明朝的局势息息相关。明成祖朱棣五次北伐后，局势缓和了一百多年，驿道此时成为向西南、西北摊派劳役，征收赋税，进行物资交流的大通道。明天启八年（年），陕西农民王嘉胤、高迎祥等扯旗造反，起义军发展到十多万人，西北地区成为明王朝的重灾区。明政府通过驿道，将军队、辎重及后勤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可亲眼看到六百里邮差，大汗淋漓驱马疾驰的酷烈场面。

明朝的快马邮差

李自成农民军在西北奋战十七年，其间在这条驿道上，穿着绿色邮服，背着绿色邮包的邮差，经常昼夜不停，川流不息地往京师传送情报。邮差每到下一站，驿马时已披挂整齐，邮差换马不换人，匆匆进行饮食补给后又肩背邮包纵马驰骋。他们虽跑得汗流浃背，但不敢多有几分喘息之机。

农商大通道

元朝后期，汉人反对蒙族统治的斗争进行了三十年。朱明王朝建立之初，社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明太祖实录》卷5载：“山东、河南地区战争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徐达攻克汴梁、河北后报告说：“时兵革连年，道路皆臻塞，人烟断绝”。“有的地方积骸成堆，居民鲜少。”作为平民出身的草根皇帝，朱元璋对农民和下层尤为熟悉，对恢复农业，发展商贸非常重视。他令给皇子们做“麻鞋”，让他们“躬身实践”。他经常说：“四民之中农民最苦，春天鸡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施肥，大太阳晒得汗水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他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农业，奖励农商的办法和措施，积极鼓励农民种植水稻、小麦和棉花，大力推动农业、手工业和商贸业的发展。

《大明会典》记载：“洪武八年时发行‘大明宝钞’纸币,纸币通行天下,便民交易”。《明太祖实录》卷载：“从十三年始,裁撤税科司局处。国家实行‘宽税通商’之策,军民嫁娶丧葬之物,舟车丝布均不征税，商贸业很快兴盛起来。”记载南京的情况是：“商人货物无处存放,有的停在船上,有的寄放城外”。《明宣宗实录》记载的商贸城市有“开封、济南、济宁、德州、太原、平阳、蒲州、成都……”等数十个。

到清朝中期,除了官方商贸之外,私人商贸业也迅速发展。位于侯马北部的丁村，丁氏家族以售粮为业而异军突起。丁家每年向甘肃、宁夏输送十万石粮食,运输成为最紧迫的问题。秋后为枯水季节，汾河下游舟楫收帆，货物停运。丁家便将粮食打包装车,沿驿道送往蒲州渡或风陵渡,沿黄河运往西北地区。每当这时候,最忙碌的是道路,最紧缺的是车辆，丁家除动用自家车队外,还雇用大批民间车辆。车队一律插着“丁”字旗，车夫们疾手扬鞭,吆声迭起。此时车轮滚滚，马蹄哒哒，运粮车队也车水马龙般地疾驰在驿道上。

“痼疾”生变

驿站的马匹和驿夫，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增减。明嘉靖《曲沃县志》载：“洪武八年时，侯马设驿夫86人，驿马79匹；蒙城设驿夫90人，驿马40匹。到了嘉靖年间，侯马仅设驿夫25人，驿马25匹；另设驿骡24匹，骡夫24人。递运所配备牛车和牛夫，多时有牛68头，牛夫68人；牛车辆，车夫26人。”该《县志》还记载：当时驿站和递运所都是吃“皇粮”，驿站年付银子39两；递运所年付银子两。

掌管驿站的官吏叫“驿丞”，每驿设驿丞一人；掌管递运所的官吏称“大使”，每所设“大使”一人。驿丞和大使都是朝廷命官，都由外地调入。驿站昼夜不停地运营，除摊派马匹、牛、骡及人力外，经常无止境征用的是琐碎的食用品。过往官吏及家眷食用的鸡鸭禽类，成为驿站强征的项目。

古代驿道留下的车辙印

侯马市上马乡西阳呈村公所北房墙上，有一块“曲沃县革除乡庄给驿站出纳鸡鸭”的石碑，记载清乾隆三十年，驿站为接待过往官吏，强行“采办”鸡鸭禽类，驿站官员滋扰百姓，加重百姓负担，使“民艰之至”的事实。

驿站官员以“差官”自居，骚扰百姓渐成风气，曲沃“一县两驿”的负担尤显沉重。百姓怨声载道，矛盾经年积累，进而激化使“痼疾”升变。明英宗正统十年（年），侯马南西庄村民群情激愤，推举王壮士率员赴京告状，控诉驿站的种种劣行。明英宗朱祁镇是个十多岁的孩子，专权擅政的宦官王振想借机立威，将王壮士等人处于极刑。王壮士一行慷慨赴死，引颈就刑，演绎了一场壮怀激烈的苦情悲剧。四年后王振又导演“土木堡事变”，被禁军将军樊忠铁锤击毙。

清乾隆二十二年（年），曲沃知县张坊再次上疏，直陈“一县两驿”的沉重负担。山西巡抚乔光烈到平阳视察，也上奏为民请命，获朝廷恩准。蒙城驿从此改迁太平县史村（今襄汾县城），曲沃县终于甩掉了“一县两驿”的沉重包袱。

清顺治时，清绿营旗兵长期驻防陕西，其军官女眷按例往军营“探亲”，女眷们受不了马车颠簸，“牛车”之风又一时兴起。耕牛是百姓维系生计的工具，经常大量征用耕牛，自然激化与百姓的矛盾。《平阳府志》载，当时刘嗣美巡阅山西，他痛心疾首地上陈：“连年水雹蝗灾，车牛十去八九。即有一二养牛者，年皆典衣鬻产，为剜肉医疮之计。……牛车一事久为晋之大害，初抵省时百姓啼泣而告，道府州县接踵而申。……巡历潞安、平阳两府，百姓剥肤呻吟之苦，实不忍见。”刘嗣美还说：“晋为京石通衢，从京去陕，入京所必假之途。凡喇嘛差官，满洲家口经过，需用牛车前行，一道作势张威，恐吓官吏。而驿站苦无牛车，地方官多寡尽诉百姓。村居愚民当此悍御之势，俯首任其鱼肉，不敢侧视。……稍不如意，鞭挞车夫，力箠其牛，损坏其车，搜其乾粮盘费，常有车坏牛毙，……冻饿而死者，不可胜数。”驿官的野蛮形象，满汉官吏的凶残本性，由此可见一斑。

邮差的信使牌

中国封建社会沉溺了二千年，国人在恪守儒家的诚信敦厚、伦理道德之时，却忽略了法家锐意改革、开拓进取的精神，致使国家萎靡、消沉了许多年。直到十八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时，到了光绪二十七年（年）时，第一辆英国汽车闯进上海滩，汽车的“隆隆”声终于震撼了华夏大地。汽车才成为勿容置疑的便捷交通工具。

此前此后，世间又发生了诸多变数：

光绪八年（公元年），中国有了第一条正规铁路；

光绪十六年（公元年），上海电报局继太原建局后，在侯马建立山西第二电报局，开办电报业务；

宣统三年（公元年），曲沃邮政局在侯马设代办局，十年后改为正式邮政局；

民国三年（公元年），侯马建立差役局，专司货物转运业务；

民国十一年（公元年），太原至风陵渡公路通车，侯马开办货物及长途电话业务；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年）元旦，太原至风陵渡窄轨火车通车，随之开办邮电业务……

自洪武八年开辟侯马段驿道，其间车辚辚，马萧萧，走过了年的历程。民国二年（年）7月1日，这是一个被历史铭记的日子，山西省政府下令裁撤驿站。驿站资产被查封，马匹被拍卖，人员被遣散，驿站终于关门息业。

回顾驿道的邮差、马匹、牛车、脚夫，这星星点点的古景视角，似乎显得既古拙而又陈腐。但正是这些看似原始的设施，看似陈腐的器具，却在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却在创造着灿烂的古代文明。这里传承着一种精神，就是坚忍不拔、勇往直前、孜孜以求的精神，她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和灵魂。（图片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通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