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
康熙皇帝在东海巡游，看到汉王朝为了防范北方游牧民族，从西北戈壁滩修建到东海边的万里长城时，不禁写下如此诗句，对历代君王耗费巨大的民力修长城，最终却难以保全江山的实事，进行一番讽刺。
在康熙的眼中，这万里长城就是个摆设。想当年，他爷爷清太宗皇太极曾经破长城几进几出，明军拿他没有一点办法。康熙认为，即使后来没有吴三桂的“投诚”，清军也绝对能挺进中原。
公元年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竟然完全不同意。他的上谕是：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这就是康熙对于长城的作用给出的评价，他用“在德不在险”、“众志成城”，对长城在功能上与道德上进行了双重的否定。
是啊，守国之道，在于修德安民，万里江山岂是一条长城能守住的？近代以来，康熙皇帝观点的拥趸众多，对于长城的意义持消极态度的大有人在，甚至有人说中原王朝修长城是没有进取心的表现，出于农民喜欢修篱笆的本能。所以，就连余秋雨这样的大师都对康熙的观点赞不绝口。
历史中，长城对中原王朝的作用真的像康熙们说的那样不堪吗？
答案是否定的。长城之于中原王朝的意义重大，它对中原王朝的保护作用，在历史中也是决定性的。如果康熙们真正的研究了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互动的历史，以及各个朝代修建长城的历史，就不会站在“后果主义”，如此的妄下结论了。
长城——不只是一道墙，还是一套立体的防御体系
早在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为了互相防范、北方的诸侯国为了防范胡人，都各自修建了长城，动辄数百甚至上千公里，后人称之为战国长城。
后来，秦统一六国后，在北疆诸侯国的长城基础上，又建筑了秦长城，据称有万里（当然，那时的长度单位是秦里）。汉武帝时期，汉王朝拿下了河西走廊后，更是将长城从内地修到了西域敦煌。
图甘肃敦煌汉长城遗址
关于长城的作用，西汉的贾谊在《过秦论》中说得好，“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长城是怎么“却匈奴七百余里”的？
因为长城不仅可以弱化敌人的军事能力，更能将自身的军事防御力进行最大限度的提升和强化。
秦人修造长城采取“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基本原则，总是选择在两山峡谷处，或者河流转折处修建关城隘口。即便是在无险可依的平原地带，也必将关口修在往来必经之地。这样做既节约了人力和建筑材料，也起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
到了明朝时，长城更是进一步发展，成为了一套庞大的立体防御体系。
事实上，长城的构成并非只是人们印象中的一道长墙那么简单。它的构成元素极其复杂，由外及里分别是：烽燧、壕堑、障城、边墙（含墙台、战台和望台）、关隘、城堡、仓储、驿站、道路桥梁和星罗棋布的武装村屯等。
游牧民族为什么难对付？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骑兵作战的灵活机动性。而有了长城，面对只能徒手攀登的城墙，游牧民族的骑兵就由行动的利器，变成负担了。
长城不但可以让中原王朝实现对敌人的入侵的快速预警，更可以使他们在各地灵活有效地调配兵力。
你想想，一旦某个长城据点发现有敌人入侵，就能通过烽火台（百天烟，夜间火）进行报警，周围临近的各个军营，在确保本防区安全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过长城的通道，在崇山峻岭或者荒无人烟的大漠上快速地驰援。
这在古代，简直就相当于今天的空降部队啊。如此一来，中原王朝就不必在每个关隘都部署重兵防守了，极大的优化了全国各地的兵力配置。再看游牧民族那边，一看这关隘打不下来，要想迅速地转攻中原王朝其他的薄弱环节，必须在长城下的峻岭间，或戈壁上绕很远的路才能到达。这还是得跟长城上的守军抢时间的情况下进行，极其考验骑兵的耐力和后勤补给，难度可想而知。
就算长城某个关隘被游牧骑兵突破了，出现了明英宗遭遇土木之变，瓦剌兵临北京城下，或明末皇太极几入长城的情况，那他们也不敢在长城内久留。
为什么？
因为，长城的防御系统依然存在，他们自身又缺少补给，使得他们进来容易，出去难。这让他们在心理上会觉得，自己就好比是一只飞进一个口袋的虫子，不知道袋口何时会被收紧。因此，巨大的不确定性让他们不敢在长城内久留，因为逗留的时间越长，就越危险。
还有个问题，既然长城这么厉害，游牧民族不进去不就行了，为何要远远地躲开七百余里呢？
这是因为长城除了作为战略防御系统，也可以用作为一个战术进攻的平台。中原王朝可以借长城作为掩护，集结兵力，对游牧民族准备和发起突如其来的进攻。
当长城内的守军突然大规模出城时，他们不必过于担心自己后方会被敌方包抄。相反，游牧民族若想去切断中原突击部队的后路时，还会犯嘀咕：万一他们回师反击，长城上的守军再出击，自己不就被“包饺子”了吗？
不仅如此，长城还为进攻部队提供安全的轮休，稳定的后勤保障。即便进攻不力，败退了，他们也可以期待长城守军来进行接应，不必担心敌骑兵前插合围。一旦撤回长城，依据长城就可以立刻组织反击。
你看，长城作为集军事通讯、交通运输、战略威慑于一身的防御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比较优势，而且强化了中原王朝边陲的防守，优化了其全国兵力配置，减少了边防造成的财政负担。
长城不仅确立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边界，还塑造了中国历史，守护了中华文明
我们回看中国古代历史时，难免会带有“胡汉有别”的天然立场。也难怪，因为我们看到的史书大多都是汉人所谱写的嘛。
然而，如果能放大视野，超越政治与民族，以东亚大陆的宏观视角再来看长城，我们就会发现，对于汉人来说是边缘地带的长城，却是东亚大陆的“中心”。
所谓“中心”，指的是在长城的两侧，并立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两大社会实体。其实，在历史的早期，中国北方无论哪里，都是畜牧与种植混合的经济形态，不存在单纯的游牧经济。这两大社会在北方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
然而，农耕社会发展壮大后，必然会向一切能够耕种的土地进行扩张。这样一来，那些牧耕混合式生活、被认为未开化的部落就被驱逐到纬度更高的地区，开始了完全式的游牧生活。游牧经济非常的脆弱，一旦遇到灾害，牧民们的日子就会很难过。要么抱团南下，去农耕地区掠夺资源；要么在平时与农耕社会进行贸易，储备足够应对灾害的物资。
长城的出现，成为了一种重新规定人们行为位置的一种全新的地理因素，牧民们南下就变得困难了。
如果站在这个角度看，匈奴的崛起，正是因为秦始皇修建了长城，加速了草原社会的政治发展。长城增加了原本模糊的边疆地带政治分割的强度，使长城以外依存汉族的小部落不复存在，分散的部落为了生存转为统一，最后冒顿单于将其整合起来，形成了匈奴的草原帝国。
草原受自然气候条件限制，没能够发展到大农田粗耕制，或农耕与畜牧并行的混合经济。游牧最终成为草原社会的唯一选择。也就是说，支配着草原和汉地社会的，是两种互相难以调和的经济制度。于是在草原社会主体及中国社会主体各自发展出其固有的政治体制后，它们便随着这种发展而互相对立了。（关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请看达文往期文章：为何说汉武帝深入匈奴腹地劳民伤财？看懂草原的统治逻辑就明白了）
农耕社会与草原社会的对立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双方的内在条件或社会特质使它们不可能混合成一个在经济上既有精耕也有粗放，在政治上既有集权又有分散的社会。其次，这两种无法统一的社会，既不能凭借长城式的绝对固定的边疆（事实上永远不能完全实现）而互相分离，又不能由任何一方吸纳或永远控制另外一方，由此，双方就产生了没完没了的斗争。
辽、金、元，曾经统治长城南北，但无法做到长治久安。清朝时期北方边境的相对稳定，得益于满蒙的政治联盟。清廷设置的王公制度、昭庙制度，减小了草原的移动性，增大了草原的分割性，草原社会因此出现深刻变化。变化内容之一是弱化了草原社会的军事属性，利益不再来自战争，而由贵族政治、宗教组织决定分配。
因此，从农耕社会与草原社会的对立的大视角上讲，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是一部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斗争史。
如果说秦、汉正面例证了长城对于维护中原农耕文明的意义，那么从唐朝设节度使开始，到南宋灭亡的长达六百多年的历史，可以说证明了一件事：在冷兵器时代，不依赖长城，想对以农耕区为核心的中国进行整合和统治，其成本是巨大的。
唐朝放弃以长城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略，就不得不将重兵交给藩镇节度使，结果间接的造成了安史之乱，以及后来长期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中后唐的石敬瑭出卖了东起山海关，西至玉门关的燕云十六州，让华北平原无险可守，完全暴露在游牧民族的骑兵眼前，直接影响了随后四百年的中国政治格局。期间，战乱迭起，死人无数。以至于到元初，中原人口损失了近80%。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长城，中华这个农耕文明，最终会是何种形态，何种规模？我们不得而知。甚至，是否还会有今天令我们自豪的中华文明？我们也不会有多少把握。任何文明都不可能脱离具体的人、事、物而单独的存在或持续。若没有长城，我们中华文明，是否会像两河流域的文明、古埃及文明，或古印度文明那样，被后起的或周边的其他文明灭了，也并非不可能。
因此，万里长城，对于中国历史的构成，对于中华文明长久以来的连续性发展，其意义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结语
长久以来，人们将长城看作是一个军事防御设施，一项古代中国的伟大工程。作为一个防御设施，人们根据几次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历史，得出了长城无用的结论。
是的，如果单独看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和中原战乱，长城确实未能令中原王朝逃脱因游牧民族南下而灭亡的宿命，这使得中原的民众未能逃过一次次的劫难。但这种看似后果主义的对长城制度功能的理解是偏颇的，甚至是非后果主义的。因为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绝对保险的制度，长城实现其功能自然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合，即中原王朝的有效治理。
事实上，长城不仅承担了军事防御设施的功能，还能向边疆地带投放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力，促进民族融合。当然，实现这一目标，前提条件是中原王朝长期保持政治稳定，在军事、经济和文化上长期保持强大实力。
在东亚大陆的地理条件下，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漫长竞争中，长城作为两个对立文明的边界，对于中国的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构成，都具有特殊意义。
我们将古人倾全国之力修建，历朝历代又反复重修的长城，定义成是一个愚蠢的、毫无用处的决策，只因我们不是当事人，没有在实际情境中推演过它的价值。所以，不管我们自以为有多么的正确，在评价他人的时候都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即使英明神武如康熙皇帝，这个世界也总有他看不到的角度。
参考资料：1、《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拉铁摩尔/唐晓峰，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大国宪制》——苏力，-1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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